“后殖民主义”是一种多元文化理论，是文化理论或文化研究的跨学科领域的一部分。主要研究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权力话语关系，以及有关种族、身份认同、文化霸权、民族认同、性别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后殖民翻译理论关注翻译在殖民化过程中所涉及的权力运作机制，以及一系列抵抗的历史，如翻译的身份认同、文化霸权、他者等内容。后殖民主义认为翻译就像作品的创作，是文化身份的重现。随着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在世界各地的兴起，产生了巴西食人主义翻译观。巴西自19世纪20年代从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以来，国内学者从人类学、人种学以及文学角度积极研究宗主国与殖民地的文化、文学、身份认同与翻译的关系。而食人主义翻译理论（Cannibalism）成为巴西文化翻译的一个生动的隐喻。著名翻译理论家如巴斯内特、根茨勒、维拉、以及曼迪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巴西食人主义翻译理论作过探讨。因此，食人主义翻译理论在后殖民翻译理论研究领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巴西食人主义翻译理论及文化内涵阐释

“食人”（cannibal）一词产生于16世纪初。传说在巴西的一个叫图比人（tupinamba） 部落的食人仪式上，他们吃掉了葡萄牙天主教传教士Sardinha教父。自此“cannibal”这个词就进入了欧洲的语言。其目的是他们吞食别人或吸取他人的血液，就像他们吞食图腾貘一样，从中获取别人的力量。[2]食人行为是怀有敬意和特殊用意的行为，即：食人是为了获取精神或肉体的力量。食人主义者只吞食三类人：强壮的人，有权势而且受人尊敬的人，通灵通神的人。[3]总之，他们愿意吃的人都是他们心怀敬意的人。巴西食人主义把翻译比作输血，就是“吞噬”原文，吸取别人的精华，增强自己的体质，进行再创造性翻译。

“食人”作为一个隐喻，其目的是吸收异类的精华，并通过注入本土元素加以转化。20世纪20年代，在庆祝巴西独立一百周年时出现了一股文化反思潮。于是“食人”一词获得了复兴。学人们重新提起这一术语来审视巴西及拉美各国与各自的旧宗主国及欧洲在文化上的关系。他们认为巴西需要向世界证明自己的“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宣传自己的“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1928年，安德拉德（Oswald de Andrade）发表了《食人宣言》（Manifesto Antropófago，英文CannibalManifesto）。食人论作为不敬的话语武器和抵抗方式出现在《宣言》中。《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巴西文化的诞生。这不仅使这场持续近十年的反思达到了高潮，也使参与这场反思的学人们达成了基本的共识或得出了结论，即巴西只有“吃掉”欧洲才能摆脱“欧洲意识”，在文化上找到自我；“吃掉”应同时被理解为背离和尊重。[4]

从巴西食人运动来看，后帝国时代人们必须重新思考“食人”这个术语的含义，这种所谓的食人运动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改写活动，它夹杂着对西方宗主国文化的无礼、嘲弄和亵渎。食人主义的态度是不但不拒绝外来影响，而且积极吸取其有益的成分。

1963年，翻译家德·坎波斯（de Campos）出版了《作为创造和批评的翻译》（On Translation as Creation and Criticism）一书，在书中正式把“食人”思想引入翻译研究之中，产生了“食人”翻译理论。[5]在随后近40年中，他通过进行大量的“食人”式翻译实践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并创作了一系列翻译诗学的生词，如翻译是“诗歌创作”、“再发现”、“再创造”；翻译是“透照”；是“跨越天堂”（出自坎波斯翻译的但丁作品）；翻译是“跨文本化，是超越”；翻译是“海伦的转化”（出自坎波斯翻译荷马的《伊利亚德》）等。德·坎波斯的翻译诗学认为翻译赋予文本新的生命，翻译可用“吃人”，(cannibalism)一词概括。“然而，‘吃’不是占有原文，而是解放原文，是译者吃、消化原文后，让自己获得自由，进行创造性翻译”。[6]这是一种浴火重生式的突破和创新，译文不久吸收了原文，而且由于目的语文本给译文提供了营养，仿佛再生，给原文以新的生命。译文作为一种新的文本虽然运用的是殖民者的语言，但译文属于殖民地。这既是一种后殖民理论的观点，也是一种解构主义的翻译观。

翻译就像食人一样吃掉自己的敌人或尊敬的人，从中获得营养和力量。巴西也只有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束缚，才能找到自我身份。[7]食人的象征行为不仅表现了一种自信，更重要的是在翻译中，译文可以不亦步亦趋地跟在原文后面，成为原文的影子。同样，巴西也不能成为宗主国葡萄牙的附庸。这样，原文与译文的关系、宗主国与殖民地的主次关系可以完全颠倒过来，不是没有原文就没有译文，而是没有译文就没有原文。德·坎波斯的食人主义翻译观主要包括以下内容：